如在厉行节约问题上，现行的规定包括出国团组不得安排超标准住房和用车、不得接受超标准接待和高消费娱乐，但对标准是多少，缺乏具体规定，使得干部在实际操作中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这种主观的随意性与制度的规定性相背离。
据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任建明先生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仅中央一级发布的具有普遍效力的廉政规则就有450多项，其中多数缺乏长远性且具有高度的重复性。如在公务接待对象上，意大利、印度、新加坡等规定，公务接待只能针对外事活动，国内接待费用不得报销。
当恶小而不除的时候，大恶就会盛行。四风是党风问题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损害了党的形象，更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其危害是一方面使党脱离群众、丧失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政治优势，另一方面使群众同党若即若离乃至离心离德，长此以往，必将从根本上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根本上摧毁党。 2013年6月，《人民日报》对当下阻碍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有效落实的因素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制度建设成为网友和基层干部最为关心的话题，29%的网友和31%的基层干部都认为制度缺乏一些具体细化标准，制度建设需要跟上。如英国自2009年起对外公布200余名高级公务员的接待费用，项目多达1700项，包括观看歌剧、板球比赛、出国、出席庆典等。据媒体报道，去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四风问题2.4万多起，处理3万多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600多人。
再如公款消费的问题，在不同时期先后表现为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费出国、公款购买手机等形式，而且新的形式还在不断出现。三是对违反者处罚的情况要进行公开，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显示：法治建设的重心由立法转向法律的完善与落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法治建设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特别是把法律实施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予以强调，深刻阐明了法律实施的主要任务、基本目标和方法途径，科学回答了建设法治中国、确保法律实施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指明了方向。
所谓有效，就是要使国家意志和立法原意通过法律实施得到切实体现和转化。在古典中国语境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借由治道与政道的相辅相成而臻达盛世，一直以来便是具有家国情怀的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所谓全面，就是在法律实施过程中不仅要适用有关法律条文，而且要在纵向上关注不同层级法律规范之间、在横向上关注其与关联法条之间的关系，避免机械执法。这就要求法律实施者要改变执法思维、优化执法方式、提高法治能力。
第九，法律实施需要针对现实排难纠偏。法治国家要依良法而治，当前，我们认为要特别注意以下机制的建构与完善:理性的法律文化，科学的法律理论，健全的法治观念、理念、精神、信仰的形成机制;法律权威和司法权威的维护机制;良法善治的再造机制;法律解释与法律漏洞的填补机制;法律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与过滤机制;全体国民自觉守法的利益导向机制;法律实施的资源优化配置机制;法律实施的监督制约机制;法律实施的环境改善机制;法律人才的塑造和培养机制;法律手段与其他手段共治机制;法律争议和社会矛盾的化解制度;法律实施效果的反馈评价与改良机制等。
当前，尤其需要设法克服非平等执法、钓鱼执法、寻租性执法、非文明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疲软式执法、非法性执法、消极执法、滞后性执法等行为。●应注意从利益导向机制入手关注法律实施问题，降低法律实施成本，消除法律实施障碍，优化配置法律实施资源，使守法者得到更多实惠，使违法者受到有效惩罚。法治中国意味着优良而科学的政体，蕴含着意义世界的秩序和洽切而和谐的人世生活。第三，法律实施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利益导向机制。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只是实现了法治建设在立法方面的阶段性目标，并不意味着立法任务的终结，更不意味着法治建设的完成。●正是认识到了法律实施之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和决定均将法治建设的重心由立法转向法律的落实。法律实施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不仅要求合法性，而且要求合目的性、合正义性;不仅要求依法适用法律，而且要求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不仅要求捍卫宪法法律尊严，而且要求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为此，应注意从利益导向机制入手关注法律实施问题，降低法律实施成本，消除法律实施障碍，优化配置法律实施资源，使守法者得到更多实惠，使违法者受到有效惩罚。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与指示，尤其是关于法律实施问题的重要阐释，为我们推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落实，肩负起法治中国建设者、实践者的历史重任，树立了新的航标。正是认识到了法律实施之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和决定均将法治建设的重心由立法转向法律的落实，法治中国、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论断不但标志着我们对法治的理解达到更深更广的维度，而且意味着我们对法治工程的推进已经从粗线条式的白描转型为精耕细作式的经营，这更需要规划者、主持者和参与者在此过程中具有信心、诚心与恒心，从自为到自觉地行法、守法与护法。
所谓准确，就是不得曲法阿贵、枉法谋私，对法律的适用必须符合立法原意和公道人心。天道无穷，人智有限，法律作为一种实践智慧，面对的是大千世界经纬万端，并非立法者之理性设计所能敷陈于万一，这就注定了在立法的论点或假设与法律实施的因果解释机制之间可能或必然会出现落差，从而，借由实践的不断检验，对立法与法律体系进行证成与证真，促使法律的不断完善，臻达良性循环，庶几为法治之道。
法律的功能可归纳为激励和惩罚，法律的有效实施有赖于激励和惩罚功能的发挥。第十，法律实施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支持后者则是指那些虽然具有一定的违法性，但又在特定情况下对推进城镇化具有一定合理性乃至必要性，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伴有阻却违法性的行为。然而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程度上，我国公民整体的法治理念素养尚处于较低水平，该问题在广大农村地区居民身上体现得尤其突出，而他们又恰恰构成了城镇化相对人和相关人的主体。虽然对城镇化问题初步实现了体系性的规范架构被视为相关法制建设的重要成果，但该体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一方面，在宏观上，某些城镇化问题的不同发展阶段往往需涉及数个不同的法律部门，而这些法律部门在立法宗旨、规制原则、制度路径、责任设置等方面均有不同。前述问题的解决，除了新规范的制定以外，还涉及权威机关对既有规范的解释和适用引导，包括对特定规范的释义、对立法原旨的追溯、对冲突规范的选择等，尤其是作为一种重要的以自我更新来契合时代需求方式，通过不断的法律解释发展既有规范，在避免修改的前提下使其对实践中的新问题形成全面的制度性观照。
该法依据规划运行的一般程序，对城乡规划的制定、实施、修改、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基本覆盖了实体和程序两大法律控制的核心面向。在城镇化进程中，政策和法律应为分工配合关系。
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的规划立法对象仅限于特定行政区划内部，如果说同省地市间的联合（如长株潭、西咸、沈抚、乌昌等一体化建设）尚有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可作依据的话，那么区域和规划立法空白的弊端显然在长三角、京津冀这类跨省城镇化蓝图的描绘过程中被陡然放大了。这是由于，其一，法律本身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的特征，这一特定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倾向会导致法律文本落后于客观实践（尤其是具有超前性的改革实践），倘全面认定形式违法，会导致改革继承裹足不前。
目前如下两个问题最为突出。不同的法律部门在城镇化过程中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共同勾勒了体系化法律规制的初始图景。
其二，实质违法与形式违法有可能产生现实冲突，并由此导致违法式改革的进一步复杂化。其三，个体化的诉讼参与，即随着权利救济机制的不断完善，愈来愈多的人有机会亲身参与实在的法律诉讼实践，无形中也促成了法治理念的深化。二是体系化的法制结构初成。由于城镇化的法治理念水平实际上对法制建设和法制路径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因此当以如下三个方面作为未来完善的重点。
在实践中，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的制度性障碍和缺乏说服力的效果又对公民法治理念的养成和深化发展构成了反向阻碍。 制度之基：城镇化的法制建设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相关法制建设已取得一定成就。
根据传统上对公权力的区分，可分为立法权的权利保障理念、行政权的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正当程序理念以及司法权的权利救济理念。 实现之道：城镇化的法治理念 法治是对法制的升华，理念是对行为指引。
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城镇化立法的重心除了个别领域核心规范的补充之外，应主要集中于实施规范的建构与完善，毕竟除了粗壮的主干，制度之树尚需繁茂的枝叶以为血肉充实。除此外，还涉及到三大权力之间的依法协调与配合理念，即公权力主体的体系化思维问题。
如何在确保政策手段积极效应的前提下提升法治化路径的权重？如何切实形成政策与法律的良性配合？这都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然而我国漫长的封建时期以及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那段众所周知的历史却赋予了政策手段以相对超然的实际地位，这在城镇化进程中亦有淋漓尽致的体现：顶层设计的政策属性、推进实施的政策布局、权责分配的政策手段以及相对法律的政策先行等。然不论何种情形，均可归纳为规范体系的拼图特征——作为各节点要素的单行规范间彼此关联的逻辑性较弱，难以形成令人满意的良性配合与互动，九龙治水也就必然导致规范协调成本居高不下。其一，专门的法治理念培养活动，如自1986年开始在我国正式开展的由政府主导、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即每五年一个阶段的普法工程，目前已经进入六五时期。
目前，以《城乡规划法》为代表的一些关键领域的核心法律已然出台，但却往往因其法律位阶的居庙堂之高而无法对处江湖之远的基层实践实现直接、充分的行为规制价值。第三，规范法律解释和适用。
第一，许多针对性法律规范尚付阙如。第三，不同层次法律规范的配合有待加强。
公权力主体是城镇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其在行为过程中能否贯彻法治理念对于整个城镇化的法治价值评判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进入专题： 城镇化 法治化 。
